7月22日，臨潼博物館副館長王芳萍在講解鳳頭人面銅壺。張琪悅攝

7月22日，游客在拍攝鳳頭人面銅壺。 張琪悅攝

鳳頭人面銅壺

姓名：鳳頭人面銅壺

等級：國家一級文物

出生時間：唐代

出土地：西安市臨潼區(qū)新豐鎮(zhèn)

年齡：1300余歲

戶籍登記時間：1985年

現(xiàn)住址：臨潼博物館

7月22日，臨潼博物館分館（華清宮景區(qū)明珠殿）內(nèi)，游客絡(luò)繹不絕。舍利寶帳、金棺銀槨、唐三彩獅子、鎏銀虎腿獸面銜環(huán)銅香爐、銀首錫杖、鳳頭人面銅壺……一件件精美的唐代珍寶引得游客駐足觀賞。

其中，一件造型獨特的鳳頭人面銅壺猶如一朵盛開的蓮花，吸引了記者的目光。

“唐代鳳頭人面銅壺有波斯元素，是中亞文明、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融合交流的見證，也是絲綢之路聯(lián)通世界文明交流的有力物證。”臨潼博物館副館長王芳萍說。

壹 重見天日的慶山寺地宮

1985年5月5日，在陜西臨潼縣（今西安市臨潼區(qū)）新豐鎮(zhèn)露臺鄉(xiāng)的鳳凰塬上，一位農(nóng)民燒磚挖土時，無意中挖開了一處地宮。經(jīng)文物管理和考古部門搶救性發(fā)掘清理，地宮中出土了封存1000多年的唐代珍寶——釋迦如來舍利寶帳。寶帳內(nèi)置銀槨，銀槨內(nèi)置金棺，金棺內(nèi)藏舍利瓶，瓶中珍藏著舍利。

參考出土的石碑上的文字，考古人員確認，這處地宮為唐代皇家寺院慶山寺所有。碑文記述，慶山寺創(chuàng)建于武則天時期，為皇家供奉，規(guī)制極高。武則天垂拱二年十月的一天，長安東鄰的新豐縣露臺鄉(xiāng)，晴朗的天空突然雷電交加，剎那間山搖地動，一場沒有任何先兆的地震襲來。一夜之間，平地上涌出一座高二十余丈的土山，山南裂出三眼大泉，形成周擴約三百畝的大水池，池中有龍鳳之形。武則天認為是天降吉祥，于是賜突起之山名“慶山”，所在縣改名為“慶山縣”，并興建慶山寺。

相關(guān)記載還見于《舊唐書·五行志》：“則天時，新豐縣東南露臺鄉(xiāng)，因大風雨雹震，有山踴出，高二百尺，有池周三頃，池中有龍鳳之形、禾麥之異。則天以為休征，名為慶山。”這是有關(guān)慶山及慶山寺最原始、最真實的史料。

開元初年，慶山寺經(jīng)歷了一次整肅，逐漸衰落。開元二十五年，唐玄宗倡導(dǎo)重修慶山寺。5年之后，慶山寺建設(shè)完成。在唐武宗時期的滅佛運動中，慶山寺慘遭毀滅。大量地上佛教珍寶被劫掠一空，慶山寺逐漸淡出大眾的視野。

文物考古部門在對慶山寺遺址地宮的搶救性發(fā)掘中，共出土文物146件（套），其中等級文物119件，包括令人矚目的鳳頭人面銅壺、三彩盤、三彩獅子、三彩南瓜以及壁畫和石刻等極其精美珍貴的文物。這批文物一經(jīng)面世，便享譽海內(nèi)外，曾多次到日本、歐洲等地展出。所到之處，觀眾紛至沓來，絡(luò)繹不絕。

“沉寂千年的慶山寺，至今仍有諸多未解之謎。隨著文物蘊藏的歷史密碼被破解，唐代有關(guān)歷史事件、文化交流、宗教傳播方面的迷霧，也將得到更為深入的研究和解讀。”王芳萍說。

貳 充滿異域風情的“胡瓶”

在慶山寺地宮出土的眾多珍貴文物中，鳳頭人面銅壺尤為特別。“這件銅壺造型奇特，據(jù)考證，目前國內(nèi)僅此一件。銅壺俯視為蓮花狀，腹部有6個高浮雕人頭，面貌與天竺人相似，見證了盛唐時期不同國家間的友好交往。”王芳萍說。

鳳頭人面銅壺高29.5厘米，腹徑14.5厘米，鳳首龍柄，壺頸細長，喇叭形圈足。專家根據(jù)文物的造型及壺上的忍冬紋判定，銅壺應(yīng)為西域所產(chǎn)，由商人或者僧侶通過絲綢之路帶入長安。這類由域外傳入中國的銅壺，史籍上一般稱為“胡瓶”。盛唐時期，長安城中的貴族十分喜歡此類物品。

鳳頭人面銅壺腹部的6個高浮雕人頭，面部栩栩如生，肌肉豐滿，彎眉大眼，小口修鼻，口與鼻距離極近，額前分發(fā)，兩兩共結(jié)一條發(fā)辮。壺首的鳳首龍柄設(shè)計精巧別致，壺頸的凸弦紋增添了裝飾的層次感，喇叭形圈足則使整個壺身更加穩(wěn)定。

“鳳頭人面銅壺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。銅壺腹部人面的彎眉大眼造型以及共用發(fā)辮的獨特方式，既體現(xiàn)了印度文明的特點，又與中國傳統(tǒng)的審美觀念相融合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(shù)風格。”王芳萍說，銅壺見證了唐代絲綢之路的文化包容和文明互鑒。

從使用痕跡推斷，鳳頭人面銅壺并非專門為寺院定制，應(yīng)為實用器。時至今日，鳳頭人面銅壺的用法還未能確定。有專家推測，鳳頭人面銅壺可能是用來盛酒或者裝水的。

叁 彰顯大唐開放的胸襟

唐都長安是古絲綢之路的起點，以兼收并蓄的姿態(tài)包羅多種文化，大量的胡人在此長期居住、生活。

胡人群體泛指來自西域、中亞、西亞等地的各種人群，包括粟特人、波斯人等。他們有的是各國王族成員后裔，有的是商人、匠人、樂人等。在唐代，胡人來長安不僅可以娶妻生子，買房定居，還可以入朝為官、經(jīng)商開店。這些胡人在長安為官拜將、經(jīng)商興販、吟唱彈弄，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。

王芳萍介紹，絲綢之路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。通過絲綢之路，各種文化元素相互傳播、相互影響。人們沿著絲綢之路來到長安，帶來新鮮的外來文化的同時，彰顯著大唐開明開放的胸襟和氣度。

“鳳頭人面銅壺就像一個文化交流的使者，來到長安，留在長安，成為絲綢之路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物證。”王芳萍說，它反映了唐代社會對外來文化的開放和包容，也體現(xiàn)了唐朝在文化藝術(shù)上的多元與繁榮。（張琪悅 楊梓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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